事件及相关讨论可参见沈彬：《但愿不是又一个躲猫猫事件》，《湘声报》2009年12月25日。
也有研究者指出，企业数据在利益形态上表现为对数据的有限自我控制，其本质是信息自由。[77]至于公共数据的处理活动，那就更不是市场机制可以单独有效调节的了。
但是，服务换取信息的对价化交易模式，毫无疑问是以个人的信息权利主体地位为前提的。[33] 至于公共数据，似乎在另一个方向上有更大的共识，既不应也无须为国家机关配置数据上的财产利益。数字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形是平台基于控制的数据处理，调整数据处理利益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是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45]参见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9]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第18页。
但是，作为政府义务的公共数据开放的实施情况并不十分乐观。重要数据出境安全管理等。毋庸讳言，如何准确把握当下中国法治的历史课题，并以此来构建基本权利的解释体系，是超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
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参与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凡是负有宪法实施义务的国家机关都可能成为程序的参与者。典型的例证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合宪性审查来确保各州法律与联邦宪法之间的统一性，进而正当化联邦的州际贸易政策。作为提供最后救济途径的机制，根据宪法的审查判断可以使得社会诉求矛盾能够在法律体系内部加以消化，弥补现行司法体制运作的不足，消除其弊端。如果过度介入政策形成领域，则司法机关的审查最终也可能成为一种立法性审查。
[17]比较宪法学的研究表明，已经建立并实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国家都特别重视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断来实现对公权力行为的正当化。（二）司法功能和立法功能 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究竟是司法性质的还是立法性质的，不同的制度模式、不同的学说看法不同。
实际上，各国宪法审查机关的功能分配仍未超出立法与司法范围。但在合宪性审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专门负责宪法实施监督的工作机构，缺乏具体操作层面的工作机制和运行程序，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未能有效运作。从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近代宪法首先是保障个人面对国家权利不受侵犯，因此更重视保障消极性的权利。[16]日本的芦部信喜教授也认为，在监督制衡功能之外，合宪性审查对国家权力具有正当化功能。
从规范主义的视角看，基本权利体系背后也有价值立场，比如将哪些基本权利赋予较高的权重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来源：《法学杂志》2021年第5期。所谓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难题，在纯粹法律下并不成为问题。但在这之前，寻求制度背后的功能定位，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完善相关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二、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功能 与西方国家的宪法实施模式不同，合宪性审查并非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因此，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需要超越纯粹的法律逻辑，以开放的视角看待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在立法功能方面，合宪性审查作为法律体系的优化机制保障法律体系的正当性不断更新，与时代共同发展。合宪性审查是全国人大对其他公权力行为进行的监督和制约。
但在中国政治和法治框架下，合宪性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一般西方法治国家，其制度框架与司法审查模式或宪法法院模式有很大区别。反观我国法治现状，形式法治所要求的规则之治尚未完全实现，却不得不同时面对法律规范体系正当化的课题。这是基于形式法治的价值取向，维护法律体系安定性的需要。保障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宪法秩序，但这个基本权利体系本身的价值秩序需要根据现阶段法治中国建设的任务来确定。参见翟国强：《违宪判决的形态》，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在转型初期这些法律机构积极介入政治过程，有的审查机构甚至变成政治机构。
[22] （一）回归法治功能 在制度逐渐定型的大背景下，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只有回归法治，才能返本开新。[14]通过对最高法院作出的合宪性审查进行实证分析，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合宪性审查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对执政者的某些基本政策进行正当化。
若将合宪性审查定位为一种司法性的审查，则其只能围绕个案展开，不得超越个案作出判断，这种选择显然与维护合宪法律秩序的功能相悖。三、转型时期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比较来看，世界各国的宪法制度可分为定型化宪法和转型宪法。
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最根本的法律形式就是宪法，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实施宪法。因此，推进合宪性审查需要重视其政治功能，需要在国家权力分配格局之下来寻求切实可行的推进策略。
在宪法实践中，合宪性审查机关往往遵循违宪判断的必要性原则，仅在无法做出合宪化处理的情形下才做出违宪判断，以实现对国家行为的合宪性控制。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是全面推进依宪治国的关键环节，是维护宪法权威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最有效的保障手段。总而言之，在转型尚未完成、制度尚未定型的时候，宪法实施更多的是政治实施，宪法修改与宪法实施没有完全严格区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在法治功能和政治功能之间寻求平衡，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各项工作。
从长远来看，法律体系的合宪性缺陷自然会导致法律体系的正当性流失和法律公信力降低，因此需要一种及时纠错的常态化处理机制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正当化。其次，对于怎么审，也没有法律规定的程序，更没有审查方法。
[14]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的正当化功能》，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无论得出合宪还是违宪的结论，本质上都是一种法律判断。
但法律逻辑是，所有在宪法之下的国家机关都要实施宪法，都要接受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审查。这种作为思考方法的合宪性审查，可以称为合宪性推理或合宪性论证。
在转型初期，高频率的宪法修改更多发挥了确认或者宣誓功能，即被动地适应社会变迁，宪法实施更多是依靠政治来保障，没有具有法律性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合宪性审查是政治法治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很多转型宪法体制也都试图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来保障宪法实施。[8]而且四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得国家如何以积极的姿态保障基本权利的问题亟待解决，合宪性审查的现代课题也同样有待完成。在典型的司法审查模式下，合宪性审查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
但普通法律和宪法各有其规范领域，不能把所有违反上位法的行为都认定为违宪。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需要将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根本规范，通过合宪性审查制度来预防和纠正各种违宪行为，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不偏离宪法的轨道，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全面法治化。
在权利诉求无法实现的时候，一些人就会诉诸极端的方式。[11]而以保障合宪法律秩序为价值取向的宪法判断必然要求一个更积极的判断者角色。
不同的宪法实施主体通过参与合宪性审查对宪法问题进行沟通对话，解决纠纷，达成共识，维护宪法秩序，也可以避免宪法审查机关的专断。正式法律文件中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199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